他是书记还是市长？

　　据《郑州日报》报道，郑州市委书记连维良、市长赵建才坐公交车体验市区交通拥堵及其治理状况，查看郑州城市公交服务水平，并问计于广大市民。为解决市区交通拥堵，郑州市委、市政府已做出决定，机关公务车辆每周停运一天，与此相结合，建立领导干部定期乘坐公交车制度。

　　读罢这条消息，绝大部分公众都予以肯定，有人赞之为炎夏中的凉风。但也有人质疑为“作秀”、“坚持不了多久”，还有人提出，今非昔比，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的手段很多，坐公交并非是效率最高的。

　　支持

　　官员坐公交

　　可以成常态

　　前不久，我去找在某省级贫困县政府工作的同学玩。席间聊起当地的经济状况，同学一本正经地说，穷是穷了点，但再穷不能穷领导。全县都知道我们县长开的车是90多万的，县委书记有点逊色，但也有60多万。我诧异地问，不是有规定吗，县级干部配的车不该到达那个标准啊。同学立马儿笑了：“这随便一个科级干部都有车，单位的名义，但基本都私用，按照那个配车标准，没有不违规的。当然，书记县长又不是傻子，每次去省里开会就换上一辆不到20万的车，把豪车开到省里炫耀岂不是找事吗？他们也就在县里风光，但谁也管不着。”

　　应该说，我同学所讲的现象并非个案，目前的中国，即便一个镇长乡长，整天坐着公车到处晃悠的，实在不罕见。在一个较封闭的区域里，同级部门的公车甚至有一种攀比，似乎车的价格和牌子不达到一定水平，就显示不出自身的地位。基于此，在时下的中国，领导干部坐公交车必将成为一道难得的亮丽风景线。

　　实际上，在国外，官员骑自行车上班或坐公交车上班，早已算不上什么新闻。拿刚上任的英国新任首相卡梅伦来说，他家底殷实，但为削减政府巨额财政赤字，减少公共开支，以身作则，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；副首相克莱格则挤地铁上班。对此，就算中国的官员不像欧美等国家学习坐公交车，领导干部坐公交车也该成为常态。因此，郑州市的做法值得推广，有必要在更大范围内使领导干部坐公交车制度化、规范化，进而形成一种官员的出行自觉。 邓子庆

　　担忧

　　无罚则如何监督

　　郑州这次下大力气，硬性规定书记、市长等市领导与市直机关领导每周至少坐一次公交车，以自己的切身感受体味公交运行现状，以期号准苍生脉搏，并制定相应的交通政策。这表面上看是动了真格儿的，但实际上仍在不自觉中陷进一种“领导摆姿势、跟进无架势”的思维和行为怪圈中。比如，如果书记市长能以工作繁忙抽不开身为由，推脱每周一次的坐公交，那么，其他市直机关的领导干部呢，照样能拿出不坐公交的各种理由。

　　因为在这一看起来颇有狠劲儿的决定里，看不到官员不坐公交的惩罚措施。没有如何监督，怎么监督，谁来监督惩戒的具体规定，只靠印红头文件恐怕无法管住这些坐惯了车的领导们。

　　向乱配公车、公车浪费开刀，对象一旦是自己，那很难逃脱黑色幽默，谁割自己的肉谁都会有痛感。旧问题不解决，新问题再出，而就连颇有成就感的“专拍哥”，在公车脱掉“官衣”后，也快面临封镜命运。所以在我看来，公仆乘公交真正能让公民欣慰的那一天，一定是公仆远离“公车私奔”之日；一定是公私分明，该用公车时用，不该用公车时绝对不准用、不能用，敢私用就一定有一套随时出现的监管机制，逼其不得不双倍吐出“公油”和折旧费来。 周明华

　　建议

　　废除公车制度

　　丝毫不怀疑郑州市委市政府的改革初衷与制度善意。只是，市长书记们骑自行车、步行、坐卡车体察民情的例子太多了，可到最后，也没见几个能坚持下来的。更为主要的，许多城市的领导都说能做“绿色出行”的粉丝，可我国的公车消费却没有出现些许节制现象。2月份《瞭望》周刊的一份数据显示，目前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，每年公务用车消费1500亿元至2000亿元，每年购置公务用车支出增长率超过20%。

　　由此，解决公车问题、抑或是解决城市拥堵问题，每周一天的“公交之行”，根本就无济于事，即便领导干部们果真能从三伏坐到三九，也只是一种表演或作秀而已。因为，存在的问题都会在每周的其他六天时间里重新显现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则可以断定，市长乘不乘公交，其实与公车问题没多大关系。在饱受诟病的公车制度面前，我们需要实实在在的权力约束，而非拿自行车、卡车和公交车来作道具。解决公车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，就是废除公车制度。 王传涛

　　不如搭乘网络快车

　　如果说在多年以前，市长们亲自去坐公交还是没办法的事情的话，终归有了切身体验后才更有助于解决好问题呀。但在目前这个网络高度发达的时候，市长们根本就没有亲身去坐公交的必要，只要在网上建立一个专门的“公交论坛”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而且还可以大大提高体验的效率。

　　而且现在反映问题的方式可以更直观，因为现在不少人的手机都可以拍照和录像，发现问题后，上班族将视频往网上一传，就可以直达市长了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当然了，市长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泡在网上事无巨细去解决的，但只要市长关注一下“公交论坛”就足以促进问题解决了。事实上，解决公交问题绝对不在于能否及时发现问题，而在于是否真正想解决问题。有了一定要解决问题的决心，采取哪种形式发现问题并不重要。 刘兵

　　对公车进行

　　公务性管理

　　郑州市的做法当然有值得肯定之处，然而再严格的禁令和长效机制，最多也是一种制度性的“倒逼”官员坐公交。既不能完全体现官员的自觉自愿和觉悟高与低，另一方面与官阶对等的公车问题、公车浪费问题，基本没有触及。这正是这个措施的最大局限性。

　　既然这项让官员亲民的乘坐公交行为动意是好的，不妨就对公车来一个“釜底抽薪”。将全市各级领导干部的公车数量、配备情况来一个完全统计，除必要地保留下一部分公车之外，将不该配的公车一律上缴或没收，拍卖之后充公国库。而且，对留存下来的公车，还要来一个完全性的“公务性”管理，至少任何一名官员非特殊情况下的上下班，必须完全摒弃公车。如此一来，各级官员们花自己的钱开私车的时候，是会“心痛”的吧？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将不止一周坐一天公交，说不定天天坐公交的官员也会出现。既让官员体贴了民生，也完成了上述“任务”，岂不妙哉！　毕晓哲

　　观察

　　回归市民的第一步

　　事实上，市长首先应该是一个市民，甚至应该是个最普通的市民，只有亲身感受到市民的疾苦，才能深刻理解到市民所需，也才能想市民所想，急市民所急，并真正做出能够提升市民福祉的决策来。而现实中，我们的市长不是离市民太近，而恰恰是太远了，“出有公车”、“住有公房”、“食有公务餐”，自然也就不会知道柴米油盐贵；即便是下基层考察，多半也早有预定和安排，所见所闻，真实性大打折扣。

　　像一位普通市民一样去感知所在的城市的优点与不足，这样的市长无疑会更加敏锐和明智，决策也才有望真正从市民的视角出发，并符合广大市民的利益，而这本该是成为一市之长的基本前提和起码资质。 吴江